2009年6月，年仅36岁的杨宇丰，以“闽江学者”特聘教授身份引进到福州大学，参与筹建生命科学研究所。他1996年取得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专业学士学位以及现代物理学辅修双学位；2009年获得美国斯坦PG电子学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并于洛克菲勒大学神经科学实验室、波士顿大学发育学实验室、德州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实验室助研。现为美国科学促进学会、国际神经学会会员及遗传学会会员。自2001年开始致力于神经退行性和突发性疾病包括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和癫痫症的研究，尤其在帕金森症研究领域中成果位居国际前沿，目前总计他人引用数已超过700。科研成果发表于Neuron《神经元》、Cell《细胞》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时至今日，杨宇丰还记得小时候看爸妈做氢气爆炸实验时听到的声音，“嘭……”，他略微扬起右手，靠近耳边，似乎那个声音穿过时光，又在耳边响起。在夏初的一个午后，杨宇丰在生命科学研究所接受了记者采访。

      生科所的布局紧凑，屋子满满当当的是各种实验仪器、办公设备和书籍材料。杨宇丰的办公桌在靠窗的角落，窗台上错落有致地摆满了绿色植物，生机盎然。书桌旁有一个长方形鱼缸，掩映在从书架上生长下来的绿萝的怀抱里，里面五六只小金鱼，乍浮乍沉，悠然自得。目光所及，书架上除了有中英文版的专业书籍外，还有《细说汉字》、《房龙说人》等文科书籍。“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杨宇丰笑着说道。他说在清华读书时自己是班级篮球队的队长，获得过系里乒乓球比赛的冠军，网球、羽毛球也都比较擅长，谈得上是业余高手。“清华很注重体育锻炼，每天下午四点半大喇叭就会播放‘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直到现在，我每周都会打一两次羽毛球。”

      杨宇丰看起来很年轻，身材修长，穿着休闲，像是二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当你与他交谈，透过闪亮的双眸，你能感到他内心的纯净和明朗。这种纯净和明朗是多年校园生活的熏陶，也是多年纯学术研究的赐予……言谈之间，他会鼓励你要相信正面的东西，相信社会和人性中的真善美。但是在学问上，则要有质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

从清华到美国：

学术训练要培养“找茬”的精神

      杨宇丰小时候跟着姥姥在农村长大，父母都是文革前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家里有各种化学分子小模型以及化学试验小仪器，还有《十万个为什么》、《大百科全书》等科普读物。年少好奇的杨宇丰沉浸其中，潜移默化地，他产生了对科学最初的亲近之感和喜爱之情。

      1991年，杨宇丰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习，因对物理的兴趣不减，他还辅修物理，获得了现代物理辅修双学位。求学清华的七年，杨宇丰并不是课内成绩最好的学生。只是，大三以后只要有空儿，杨宇丰就会去清华大学图书馆或是中科院图书馆泡着，查阅科普文献（比如《科学美国人》），了解最新的科研动态，再加上清华的英语教学带给他的坚实的外语功底，1998年的赴美留学，在杨宇丰看来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回忆起清华园的那段青春时光，杨宇丰最感念的是清华自由宽松的氛围，“学校信任学生，学生主动学习，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

      谈起在美国的学习经历，杨宇丰说他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是斯坦PG电子学的“文献评讲”。老师从顶尖学术刊物上摘下文献，让学生阅读、分析，文章好在哪里，不好哪里，怎么改进，“这是培养高端科研人才必不可少的综合能力训练，有利于培养严谨科学、挑剔找茬的学术精神。”

      国外很多大学的博士生培养实行“轮转”制度，即入学后先跟着不同的导师在不同的实验室感受一段时间，一般是三四个月，一年以后再决定跟哪位导师，“这样的包容和宽容，是对双方都负责任”。杨宇丰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凭借着自己的科研积累和刻苦努力，连续三年（2005-2008）获得斯坦PG电子学 Bio-X Fellow优秀博士生奖，2009年获得美国斯坦PG电子学神经科学博士学位。

      清华七年，美国十一年，杨宇丰先后在中美两国的名牌大学中度过，深受其学术氛围熏陶。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杨宇丰说自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中国的南方农村、小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生活过，也在国际大都市如纽约、波士顿生活过。而在他现在的生活里，除了吃饭、睡觉、运动，其他时间都在搞科研，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是他最大的乐趣，“身体会累，但精神不会累。”

      他兴趣广泛，科研路径也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他的研究跨越了生物物理、细胞生物学、免疫和微生物学、遗传和发育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现代生命科学领域。他说“博杂”与“专精”对于科学研究都很重要，而自己更偏向于“博”的一面。这固然是因为生物学脱胎于博物学，本身就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中学时的杨宇丰身处精神解放、理想高扬的20世纪8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百科全书式的巨匠们成为他最崇敬的偶像。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思路，“这样形成的发散思维，也有利于科学研究新发现。”

      杨宇丰认为，大学应该培育学术研究的氛围，学者应该有做学术的信念，“过分地强调应用可能会破坏学术的精神”。他觉得我们应该少一些功利之心，多一些从容之态，“科学研究是一种战略资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效果往往不是立竿见影，也许现在没用，但说不定50年、100年以后就有用了。”

要做“图书馆里的好学生”

      杨宇丰给研究生开有《现代生物学导读》课，他不照本宣科，“总是想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和心得告诉学生”。他还把他认为好的国外大学教学法移植到国内来，从“怎么做学问”入手指导学生。比如，生科所每周都会举办一场学术讨论会，一次两个小时，研究所里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十几个人聚在一起，一两个主讲人，就一两篇文献分析研讨，“相当于小课堂，营造学术研讨的氛围”。而这一做法，延续的是自古希腊、春秋战国以来学院派的风格，“喝着葡萄酒谈学问”。

      经常有学生向杨宇丰请教他们遇到的困惑，对此，杨宇丰觉得，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重要的是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人生的选择是不断变化的，不要惧怕修正。大部分人都是在不断尝试和调整的过程中了解自己。”

      杨宇丰带过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学生，他觉得学生都是聪明、活跃、好学的，就看老师怎么引导。他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图书馆里的好学生”，一类是“课堂里的好学生”，后者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前者则是“自主选择自己爱好的东西进行钻研”，他鼓励大学生要做“图书馆里的好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以自我驱动力为主地学习，而不要仅仅去应付考试。”(黄二宁)